赵武灵王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公元前325年，他登上赵国王位，为战国时赵国的第六代君主。当时七雄纷争，战争异常激烈，赵国东、西、南三面分别受到实力强大的齐国、秦国和魏国的严重威胁，北边还受到林胡、楼烦、东胡、中山等戎狄游牧部落民族骚扰。面对严峻的形势，赵武灵王决心通过改革，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开拓赵国的疆域，实现富国强兵。今朔州地区正是这场改革的主要实践基地。

赵襄子灭代后，赵国在晋北占有代地，其余地区是戎狄游牧部落活动的区域，赵国的东北部是东胡，西北和北部是林胡、楼烦。这三支戎狄游牧部族实力雄厚，统称“三胡”，他们对赵国的侵扰，不同于秦、齐、魏等诸侯国那样两军对阵而战，而是利用机敏灵活的轻骑兵纵横驰骋，奔袭于崎岖山林或莽莽草原，往往出奇制胜。每当赵与秦、齐、魏、中山等国发生战争，“三胡”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趁火打劫，从背后袭来。虽然赵国当时拥有强大的车兵、步卒，但以此对付“三胡”的轻骑兵，却显得被动乏力。对此赵武灵王曾忧心忡忡地叹道：“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因此对赵国来说，“赵不创胡，胡必弱赵。赵之忧患在是，赵之所以强盛亦在是”。能否彻底消除来自胡骑的侵扰，直接关系赵国的兴亡。游牧于今朔州一带的林胡、楼烦部族既给赵国带来了压力，同样也给赵国带来了振兴发展的机遇。赵武灵王看到了这些游牧部族的优势，发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军事战术与服饰的重大变革——“胡服骑射”。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从在位的第十九年（前307）开始实施“胡服骑射”改革。这次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学习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法，组建骑兵，并相应改革骑兵的服装，以利骑马作战。

在中原地区，骑兵出现于春秋战国之交，此前的战争，马主要用于驾挽战车而非骑乘。《左传·正义》记载：“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孙膑兵法》上说用骑兵有十大好处，“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此名离合之兵也”。因而战国时代，各国都有数千骑至上万骑的独立骑兵部队，只是相对于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带甲”步兵而言，仍然处于辅助地位，因而赵国的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把中国古代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赵国正是通过改革，不断扩建、训练、收编骑兵。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攻战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原阳改为骑邑，专门用来训练骑兵，骑兵很快成为赵国的主力军。赵国正是以骑兵为主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才接连破“三胡”，灭中山，一跃成为威震诸侯的一流强国。

赵武灵王之前，中原华夏服饰为宽衣博带，长袍大袖，胡服则以短衣、长裤，衣袖紧窄为特点。相比之下，胡服显然具有轻便敏捷，便于骑战的优势，故赵武灵王决意革除传统衣着习俗而改易胡服。事实上，胡服不但便于骑射，利于骑战，也便于日常生活生产。但变革却遇到了很大阻力，赵国上层贵族长期受中原礼教儒学的影响,认为变法是对祖宗之大不敬，是“离经叛道”。赵国贵族公子成、大臣赵造等人就对变革持反对态度，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且“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背叛了国人。赵武灵王驳斥教育他们“治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总之，赵武灵王身体力行，带头穿胡服，并经过耐心教育，终于说服了守旧派，使“胡服”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从而引起了中原服饰的第一次巨变。

“胡服”与“骑射”是相辅相成的，骑射是目的，胡服为手段。古代史学家评价说，“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国建立了一支适应山区高原作战的机动灵活的骑兵，使其军事力量大增。经过五六年的艰苦作战，彻底消灭了中山国，解除了赵国心腹之患。《史记·赵世家》载：“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方圆500里的中山国终于变成赵国领土，连接赵国南北的道路自此畅通无阻。其间，赵国还大破林胡、楼烦。《史记·匈奴列传》载：赵国“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不但“四十余年秦不能得其所欲”，而且迫使匈奴远遁漠北，不敢寇赵边。活动于今朔州境内的楼烦、林胡，或逃到漠北与匈奴融合，或留在当地与华夏融合。而云中、雁门、代郡的设置，不仅加强了赵国北边的力量，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晋北的开发。雁门郡郡治在今右玉县，辖区南及今宁武，北到内蒙古丰镇一带，今朔州大部分属于雁门郡。代郡治所在河北蔚县代王城，今朔州东部一部分属于代郡。雁门郡的设置有效地加强了赵国对朔州的行政管理，促进了朔州的民族融合，为朔州的经济开发奠定了政治基础。

赵武灵王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出发，不失时机地把新开辟的北方广大游牧和半游牧区，按照中原体制设置三郡。三郡郡守由国王任命，只领俸禄不享有封地和采邑，打破了封邦建国的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制，也加速了朔州游牧民族的封建化。

朔州地区有肥沃平坦的桑干河谷地，有宜于农牧的山区高原，是典型的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过渡地带。其游牧经济类似于《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匈奴人生活方式，“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又如后来《汉书·晁错传》中描述的：“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赵国开拓朔州，特别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进一步推动了朔州畜牧业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赵国拥有骑兵在1万人以上，如果把战车和骑兵所需马匹合在一起，总数约3万匹，实际驯养的马应在8—10万匹。如此大量的军用马匹，需要大规模的饲养，被征服的林胡、楼烦遗民本有游牧的传统，因而今朔州地区自然成为赵国发展畜牧业、培养军马的理想之地，也是赵国的一个重要的马匹供应基地。《汉书·叙传》记载，班氏在“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到秦始皇末年，班壹避难于楼烦，所养马牛羊达数千群。2001年山西省史志院编写的《山西通史》提到：代马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闻名于世。可见，今朔州一带当时的畜牧业的确相当发达，是经济的主体。

“胡服骑射”不仅使赵国依靠强大的骑兵称雄战国，同时开创了中原华夏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戎狄民族游牧文化融合的新篇章，表明戎狄民族的服饰文化和军事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凸现了民族融合的双向性，从而引发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和军事文化的历史变革。